传统制度逻辑理论不足以解释大国博弈新场域和智能逻辑新主体下的大模型经济发展规律。通过引入主权经济的新视角，将中国大模型经济视作涵盖技术主权、经济主权和文化主权三个维度的集成主权经济。大模型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主权“经济化”的过程，是国家逻辑、技术逻辑、市场逻辑、社群逻辑和智能逻辑等多重制度逻辑压力下的规则重塑进程。大模型经济演进的四个阶段呈现出基础性逻辑转换和主权经济集成的阶段特色，分别是：技术逻辑优先下的冲突性集成主权经济、市场逻辑优先下的共生性集成主权经济、社群逻辑优先下的协同性集成主权经济以及混合逻辑指导下的竞争性集成主权经济。作为顶层逻辑，国家逻辑通过与基础性逻辑间的耦合、吸纳和互嵌，推动了全过程主权要素的形成。作为工具性逻辑，智能逻辑既是不同制度逻辑融合的黏合剂，也是推动大模型经济跨越裂谷迈向成熟阶段的关键。应该出台集成性政策提升大模型经济的混合治理效能，最终实现中国大模型经济的全面领跑。
作者：刘志阳，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和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刘建一，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郑若愚，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为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代表，大语言模型（简称“大模型”）既是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技术基座，也是推动全球产业革命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力量。不同于以蒸汽、电气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大模型技术所具有的性质之新、领域之广、影响之深，已经远超过往颠覆性技术带来的影响，引发了更深层次和更广泛的工业革命。随着全球科学技术战的胜负已从半导体转向人工智能，全球主要经济体已经把大模型视为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赢得国际政治话语权的重要抓手，并将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规划的高度。美国以《未来人工智能准备好》《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策略规划》《人工智能、自动化及经济》与《美国人工智能倡议》四大政策文件为基础，构成了多维度、跨行业的完整大模型政策体系。欧盟在2020年发布《人工智能白皮书：通往卓越与信任的欧洲之路》《数字服务法案》和《数字市场法案》的草案，从伦理立法实践出发，推动人工智能治理逐步落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后发国家也陆续推出《人工智能战略2019》和《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等政策积极布局相关产业领域。中国陆续出台《新一代AI发展规划》《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AI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水平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推动大模型发展。如何抓住大模型这个“牛鼻子”，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并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和经济范式转型，从而在国际对抗竞争中获得一马当先的优势，是当下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
不同于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成熟产业中的经济范式赶超，以及在极少数新兴技术领域实现技术和市场领先（例如移动通信产业等），中国大模型技术落地乃至大模型经济发展问题，是一个在充满未知和不确定性的全球未来产业竞争中的残酷并跑问题，也是一个带有国家利益的高度竞争对抗问题。纵观全球，没有一点成功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明确的制度范式可以依托，这是由大模型技术的特征和逆全球化态势所共同决定的。一方面，大模型技术仍处于快速迭代的萌芽期。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技术在5年间便完成了从1.0到5.1版本的迭代，但其运转“黑箱”带来的可解释性缺失为其提供了潜在技术创新的空间。同时，大模型商业化应用过程中主导设计尚未形成，ChatGPT的“大力出奇迹”逻辑和DeepSeek的“轻量化设计”逻辑均在证明可行性的同时展现出不同的优势。另一方面，大模型经济的发展从来不是单纯的企业间竞争，而是多重制度逻辑压力下，政府在不同程度上与企业协作参与的国家间对抗竞争。为了争夺技术主导和市场领先部署优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不断加码遏制中国大模型核心技术（包括算力、算法和数据等）的发展。若不想在未来产业竞争中失去技术主导和发展主权，就必须针对中国大模型经济的发展演进规律进行前瞻深入探究。
叠加世界大变局下的大国博弈场域，中国大模型经济发展面临双重结构性压力：一方面亟需应对部分技术代际落差导致的技术安全焦虑，另一方面亟需构建与技术相适应的自主可控大模型经济体系。DeepSeek公司的发展轨迹，也映射出这种结构性压力下的中国独特的国家、市场、社会和企业的多元互动机制。在其初创阶段（2023—2024年），DeepSeek面临国际竞争中的核心技术封锁和国内市场同质化竞争的双重约束。政府通过创新政策工具包（包括研发补贴、数据开放和算力基建等）有效弥合了初创企业的资源缺口。至2025年R1模型发布后，其在短短一周内登顶苹果应用商店中美英等157个国家的下载榜，标志着中国大模型技术实现从技术追赶到标准引领的局部领先。进入成长阶段（2025年至今），市场扩张成为其商业化应用的主要限制。政府通过引导公共部门优先本地化部署，在创造初始市场规模效应的基础上，从需求侧带动了国产AI软硬件生态的协同进化。DeepSeek作为技术创新主体，通过用户数据反哺形成“创新—应用”的横向市场扩张回路，借助场景创新推进价值链攀升和纵向产业深化。快速爆发阶段主要受制于公众接受风险和国际规则挑战。一方面，生成内容的指数级增长会引起社会对于技术合法性和公平性的质疑，特别是隐私权争议和算法伦理风险无法依赖一个企业自我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对政府人工治理提出了新需求。构建包含技术标准、伦理框架和治理规则的一揽子政策制度来引导技术向善，成为推动大模型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着力点。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大模型经济的影响力提升，美国政府与企业已经多次炒作DeepSeek所谓的“安全威胁”和AI领域的“中国威胁”。例如2025年3月13日，OpenAI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长达15页的提案，称DeepSeek R1会带来“重大风险”。如何突破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脱钩断链”，将技术优势、经济优势转化为国家竞争优势也是大模型经济在未来发展中要解决的难题。
制度逻辑理论（institutional logic theory）是新制度理论（neo-institutional theory）的重要分支之一，通常用于分析个体、组织和制度在社会系统中的相互关系，为理解大模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的元理论框架。制度逻辑的概念最早由Friedland和Alford提出，出发点是对新制度理论忽视行动者（actor）主体性的批判。他们将制度逻辑定义为“社会领域中指导个体与组织行为的物质实践、符号系统和认知框架”，并认为社会由多种制度构成，每个制度都有其独特的核心逻辑，例如，强调效率的市场逻辑、强调信仰的宗教逻辑等。Thornton等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完善，提出制度逻辑是“社会构建的、关于文化象征与物质实践的历史模式，个体通过这一些模式为日常活动赋予意义并指导和再现组织的时间与空间”。简单来说，制度逻辑就是那些被制度化的实践和符号系统，反映了特定制度领域中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早期的制度逻辑研究着重关注某特定产业制度场域中单一主导逻辑的转变过程，例如，美国高等教育出版行业中编辑逻辑向市场逻辑的转变。随着Greenwood等学者引入制度复杂性（institutional complexity）的概念，制度逻辑学者意识到多重制度逻辑在组织场域中的普遍性，于是逐渐将研究的重心转向多重制度逻辑并存场域下的组织响应策略。随后，大量研究运用制度逻辑理论解释新型混合实践的发展规律，探讨为什么相互冲突的制度逻辑能持续共存甚至融合并形成新的混合逻辑。例如，Yan等通过一系列分析社会层面金融逻辑与环境逻辑之间的动态关系，解释了社会责任投资这种新兴混合投资实践发展的内在规律，并由此推动了制度逻辑理论在混合逻辑子领域中的发展。但考虑到大模型技术之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的颠覆性影响，将其直接应用于大模型经济的分析仍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现有制度逻辑理论多围绕组织微观视角展开，对国家这一行动主体的关注较少，尤其缺乏对因国家利益冲突而引发的全球对抗的研究。尽管在制度逻辑提出之初，国家逻辑（state logic）就被确定为一项重要的制度秩序，但相关研究仅探讨了国家逻辑在行政区划内部的作用。例如，夏志强重点分析了国家逻辑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逻辑转换问题，何艳玲等将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视作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周雪光等探讨了国家逻辑、科层制逻辑和乡村逻辑在中国村庄选举制度变迁中的相互作用。当前，国际关系已经从全球化时期的“合作共赢”转向逆全球化浪潮下的“零和博弈”模式。如果不将大模型经济置于全球国家逻辑对抗竞争下的制度场域做多元化的分析，便难以深刻揭示并理解其本质内涵。
其次，现有制度逻辑理论对新型混合实践场域下的多重制度逻辑的互动关系分析不足。尽管Thornton等较早就指出了制度逻辑的历史权变性特征，但现有文献聚焦于制度变迁的结果而非逻辑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持续性制度场域变革。这表明现有的制度逻辑分析框架仍带有结构决定论的倾向，过分强调制度逻辑的“实体性”而忽视其“过程性”，使得研究者将逻辑间的互动简单理解为机械的“冲突—调适”模式，始终未能深入揭示多重制度逻辑场域中的制度重构机制。尤其是在基于大模型技术所构建的经济系统中，不同部门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被无限放大，导致不同制度逻辑之间的作用“链条”也无限缩短。此外，大模型技术所具备的自主性与可生成性，使其在经济系统中作为“调节器”的同时，也加剧了多重制度逻辑变迁的复杂性和不可预知性。为了精准把握大模型经济的发展规律，必须系统构建动态视角下的多重制度逻辑互动的分析框架。
最后，现有制度逻辑理论缺乏对人工智能体作为行动主体的制度逻辑分析，没办法真正理解智能时代下以人机协同为基础所构建的大模型经济新形态。不论是早期研究中经常被提及的市场逻辑、社区逻辑和专业逻辑等，还是近十年来学者关注的数字逻辑，都是建立在以人类为主体的基本假设之上。然而，与以往的颠覆性主导技术相比，大模型技术具有典型的自主性与可生成性，能够完全独立地进行决策与行动。虽能把智能体的行为简单理解为程序、代码和机器学习等技术计算的结果，但归根结底，这些底层技术仍然由人类所创造，因此不可避免掺杂着指导其行为的制度逻辑。对于智能体的这种嵌套式制度逻辑表征，已有文献尚缺乏对其内涵与运行机制的合理解释。此外，从集体视角看，行动者的改变进一步重构了经济系统中的分工模式，即由人人协作转向人机协同，导致人类的思考与行为模式因智能体的参与而产生根本性变化。最近一项心理学研究之后发现，人类会基于自我认知、情感和行动的智能，理解机器的智能并与之互动。例如，刘志阳等在对数字情境下社会创业叙事的研究中指出，人机交互的过程不仅是信息与任务的传递，更是意义的协同构建。但在现有的制度逻辑理论体系下，人类对分工协作的理解依赖于社会同认可的行为规范及价值观体系，并未考虑到合作对象为人工智能体的情境。在大模型经济演进过程中，大模型智能体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行动主体内嵌在多重制度场域之中，为了厘清指导其行动的智能逻辑如何同其余逻辑互动并作用于整个经济系统，亟需构建一个多层级和多主体的共同演进分析框架。
历次工业革命的经验表明，技术不仅是处理问题的工具，它带来的资源、利益终将转变为一种影响力和支配关系，甚至是权力。哈贝马斯指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具有双重作用，即分别作为生产力和意识形态实现了对自然和人类的统治。一方面，作为具有外溢作用的基础性通用技术，大模型技术的发展虽然表面上依托于市场机制，但已经在深层次上与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和国家认同等议题牢牢绑定。另一方面，由技术革命引发的经济权力结构演变也会重塑主权的内涵与边界，其本质上是斯特兰奇所界定的四大结构性权利（安全、生产、金融、知识）的权重再分配过程。工业革命时期，机械化生产重构了全球分工体系，国家主权的核心逻辑体现为对生产资本和资源的绝对控制。信息技术催生的数字化的经济则推动知识结构上升为主权的核心影响力来源。技术标准和专利垄断等“软主权”既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同时也一定要通过立法来平衡跨国公司对国家主权的侵蚀，而大模型经济的出现势必进一步加速国家主权形态从“领土容器”向“技术—制度复合体”转变。这一转型在2025年1月13日美国发布的历史上首个人工智能出口管制规则——《人工智能扩散暂行最终规则》中得到具象化呈现。其本质是以技术封锁重构斯特兰奇框架下的安全结构。上述现象的背后隐含着国家逻辑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日益重要的地位，各国政府慢慢的变多地将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主权”原本是国家机器的特有属性，但随着由技术发展和全球网络的日益紧密，传统意义上的主权正在遭受挑战。技术主权、经济主权、数字主权、文化主权和互联网空间主权等概念被相继提出，推动“主权”慢慢的变成为一个超越国家但又与之密不可分的混合性概念。因此，将主权作为核心要素纳入国际对抗背景下的经济系统之中，实现对大模型经济中多重制度逻辑场域的系统分析，有助于全面、深刻地把握其中的本质内涵与独特规律。尽管以英伟达公司创始人黄仁勋为代表的业界人士率先提出了“主权AI”的概念，认为每个国家都要自己的人工智能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但他们只是简单地将技术与国家安全进行联系，并未对其在整个经济系统发展中的作用进行详细阐述。
任何经济系统的形成与发展都嵌套于所处的制度环境之中，行动主体与制度要素之间的动态关系构成了经济持续演变的历史原因。制度逻辑规定了行动主体关于“什么是正确的事”的根本性指导原则，各主体在不同制度逻辑的主导下共同塑造了具有主权属性的大模型经济。根据制度逻辑在场域中的隶属层级关系，以及在经济系统中发挥的最大的作用，可以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顶层逻辑（国家逻辑）、基础性逻辑（技术逻辑、市场逻辑和社群逻辑）和工具性逻辑（智能逻辑）。首先，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大国博弈的核心是自我保护与自主决策，即突出国家逻辑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领域的核心作用，通过捍卫国家主权来减少对外部势力的依赖。国家逻辑作为顶层逻辑既是大模型经济合法性来源的基础，也是在国际竞争中的具体表现。其次，技术逻辑着重于通过技术创新保持国家的竞争力和安全。Arthur指出，技术进步通过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和优化旧有过程，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从而增强国家竞争力。通过领先的技术，国家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维持主权与影响力，同时减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确保技术自主权。再次，市场逻辑重视在通过内部市场和本土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增强经济自主性和全球竞争力。North强调，经济制度和政策的设计应当最大限度地考虑增强国家自主性和抗风险能力，确保国家经济的长期稳定。此外，社群逻辑一方面能够为技术应用提供价值正当性，另一方面通过增强国家凝聚力和国际形象来建立国家的独特身份和国际地位，是引领大模型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最后，智能逻辑作为大模型经济范式下的独特存在，不同于市场、技术和文化这三个基础性逻辑，作为一种工具性逻辑，智能逻辑强调大模型技术所蕴含的“潜能”和“智能性”注入全产业所带来的综合性变革。
上述五种制度逻辑共同构成了大模型经济所处场域的多重制度逻辑系统。具体而言，国家逻辑作为顶层逻辑确立了大模型经济的价值坐标，市场、技术与社群逻辑作为基础性逻辑提供了大模型经济演进的基础性支撑要素，而智能逻辑作为工具性逻辑则在锚定了大模型集成主权经济的最终发展趋势的同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抓手（图1）。由于不同逻辑属于不同层级且存在兼容强弱的差别，在整个场域中它们既表现出“层级服从”（吸纳）也呈现出“平行竞争”的复杂关系，这也体现了逻辑间的冲突和兼容关系是同时并存的复杂状态。不同主权要素有着独特的生成路径，且在本质上受制于其背后的制度逻辑，以及逻辑间的竞争与耦合关系。
第一，大模型技术主权是国家逻辑与技术逻辑之间互相耦合的产物。通过系统性联动的方式形成“国家—技术”混合逻辑，国家逻辑统筹规划与落实大模型经济技术路线，而技术逻辑得以获得创新过程中的稀缺资源和在国际对抗场域中的战略支持。当前大模型技术以算力、算法和数据三要素为技术核心，通过不断的提高其多模态集成能力、效率以及应用场景范围，重塑了一国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并深刻影响着全球地缘战略格局与大国竞争态势。因此，掌握大模型技术实质上就是掌握国家经济和社会控制权，这使技术主权成为大模型经济时代至关重要的议题。技术主权的本质是国家对关键技术及向资源的自主控制能力。具体到大模型领域，可能涉及模型架构、预训练与微调、多模态学习、自监督学习、分布式计算与大规模训练、参数高效化等，体现出高度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同时，大模型技术强调数据资源的作为生产要素的基础性和可控性。基于大模型技术所进行的价值创造活动形成了大量数据和参数在虚拟空间内，与物理空间的资源一样，它需要被定义、被划分、被归属，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主权归属。在互联网经济时期，技术应用带来的数据和信息已成为治理的焦点。黄其松用数字主权的概念，是指在主权范围内，国家拥有在此范围内由生产生活产生的数据资源的最高管辖权和处置权。大模型技术训练所使用的数据源于每一具体的人和事，并且不为人察觉地被记录者、收集者，最终汇聚成重要资源。非国家行为主体并非像一般国家机构那样以公共利益为导向，而是有着自身的利益。当科技公司或其他国家政府收集、分析、开发和使用这一些数据资源，那么其便逐渐具有支配资源、调配人员、影响大众认知甚至是国家决策的能力，从而分享了独属于一国主权政府的权力，进而影响国家和社会安全。因此，这类数据资源将是国家的重要资源，甚至是战略资源，是具有主权属性的。以欧盟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早已开始重视并布局技术主权的建设。源于对“欧洲战略自主”概念的延伸与阐发，乌尔苏拉·冯德莱恩领导的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构想。其中技术主权强调欧盟应在AI和数字通信等尖端技术领域占据世界领头羊，自主掌控数据信息，并能够主导国际技术标准与管制规则体系的构建。事实上，欧盟早就尝试通过“数字主权”概念来改变单纯从技术出发的治理思路。这个概念强调在数字化的经济与安全领域中，欧盟需要掌控自主控制和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以及对全球数字标准做规范的权力。本文认为，在大模型经济时代的技术主权具有高度复杂性，其至少包含大模型核心技术主体和其互补性资源两个组成维度：（1）掌握自主可控的大模型技术，并能够参与主导国际技术标准与管制规则体系的构建；（2）掌握在本国空间内大模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依赖的基础性资源（如数据）和产生的衍生资源（如tokens）的最高管辖权和处置权。
第二，大模型经济主权是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双向吸纳的产物。一方面，市场主体各有所长又各自为战，仅依靠单一的市场逻辑难以构建一套全新的制度规则来建立全要素集成的大模型市场，从而无法保障其在极端情况下依然能够稳定运转。另一方面，仅依靠单一的政府逻辑难以灵活响应技术创新的指数级迭代，也无法通过分布式决策激励多元主体的创造力。通过规则双向吸纳的方式，逐渐形成“国家—市场”混合逻辑可以强化大模型经济的顶层制度设计和资源整合能力，并通过诸如“制内市场”等结构形成独特竞争力。在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和全球竞争格局下，全球主要经济大国均把大模型视为赢得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提升到了国家战略规划的高度。例如，欧盟委员会在其提出的经济主权概念中就强调，要强化欧盟对经济各领域的决策权威、政策效力和实施的效率，影响乃至塑造世界经济格局转换的方向与节奏。因此，确保大模型经济时代中经济主权牢牢掌握在本国手中，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至关重要。《联合国》明确规定，国家主权不仅包括政治主权，而且包括经济主权。对内主要体现为在国家享有组织、管理经济的最高权力，对其领土内的一切人和物等自然资源享有排他性的管辖权，对外主要体现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平等制定权、国际市场的自由利用权等。由此可见，经济主权的核心在于强调经济的自主性，并与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战略息息相关。事实上，经济主权这一主宰经济活动的无形力量正是借助于独特的经济主权动态结构体系来发挥作用。其经济主权结构的合理性、增益性、持续性和兼容性深刻影响经济主权作用域经济活动产生的发展效益。在大模型经济时代，得益于大模型技术的颠覆性、复杂性和系统性，它不仅对单一的智能产业产生深刻影响，更推动了全产业、全系统的根本性变革，带来了产业体系、产业链和劳动力市场的深刻调整。因此，如何重塑包括独立自主的大模型产业体系和政策体系等经济主权结构，搭建完整协同的大模型经济生态，来推动经济范式的变革是亟需解决的难题。同时经济主权也与技术主权密不可分。经济主权是技术主权的前提和基础，技术主权是经济主权实施的保障。拥有经济主权意味着能够自主决定如何分配和利用经济资源，包括投资于科研和创新来推动本国技术的进步，以减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反过来拥有技术主权意味着掌握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能力，可以更有效地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以增强本国在全世界内的竞争力，是大模型经济范式得以确立的前提条件。
第三，大模型文化主权是国家逻辑与社群逻辑之间互嵌的产物。自上而下的国家逻辑和自下而上的社群逻辑，由于所追求的逻辑目标的相似性存在天然的互补性。通过文化嵌入、制度创新等有机互动形成的“国家—社群”混合逻辑，可调整社会结构以实现大模型时代价值观的重新融合来重构社群逻辑的表达方式和作用路径。由于国家逻辑和社群逻辑自然融合的特性，文化主权作为大模型集成主权经济的一个常被忽视却又至关重要的要素，需要从社会构造的角度加以界定，因为社会构造链接了国家的身份与实践。大模型技术的生成式涌现机理改变了传统人类知识的生产方式。正如海德格尔在《关于技术的追问》一文中认为：“技术不单单是手段，技术是一种展现的方式。”它已不再是中性的，而作为“座驾”支配着现代人理解世界的方式，“限定”着现代人的社会生活，成为现代人没办法摆脱的历史命运。与一般性的技术革命不同，大模型技术表现出对社会和文化深深的根植性。一方面，大模型技术本身就具有自学习和自成长的特性，需要依赖与人类的持续交互来优化自身。另一方面，通过与ChatGPT、DeepSeek为代表的大模型相结合，价值观能以数据投喂、自主示弱、自我优化、语言景观等方式强化其渗透过程中的隐蔽性，在渗透之后，将会通过隐性教化、知识内部分野和去实践化等方式来进行固化，从而扩大影响。在大模型的应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生成内容偏见、个人隐私泄漏和价值对齐困难等乃至污染社会文化体系的潜在系统风险。因此，社会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至关重要，一个国家要保持其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品格就一定要保证文化上的独立性。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发展的独立自主权正是构成国家文化主权的核心要素。此外，大模型经济也带动了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变。社会结构转变是一种整体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转变的结果是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发生明显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各种结构性要素都具有极大的流动性、过渡性和不稳定性，且新旧元素之间会不断产生激烈的摩擦、矛盾和冲突。因此，为维护本国文化多样性、社会认同和社会结构稳定，确保本土文化和价值观的传递不被外部力量所侵蚀，文化主权在大模型经济中的重要性愈发突出。
综上，大模型经济的不同主权要素是国家逻辑（作为顶层逻辑）与其余三种基础性逻辑相互融合的产物，而大模型经济的形成则是这些主权要素的集成并实现“经济化”的过程。应当注意，大模型经济中的主权集成并不是主权要素之间的简单叠加。正如科曼所说，经济这一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的发展取决于大量异质个体的局部互动涌现，而非理性个体的简单加总。在这个系统中，虽然各部分拥有不同的属性和它们相互作用的规律，但得益于一套共同的集成规则，集成的整体大于各部分的总和。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由于各国科学技术基础、经济结构的不同，其在全球大模型经济体系演进中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位置也不同，对于大模型经济主权的集成位势也不同。在资源相对有限情况下，中等国家或小国倾向选择在自身特定优势领域中寻找突破点，通过专业化建立部分竞争优势，或者选择通过区域合作来应对外部对自身主权安全的冲击。例如，以沙特、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为代表的中等国家，往往难以拥有技术、市场等全方位的优势，只能选择在单一大模型领域中积累自身优势。相比之下，更多的小国往往缺乏支持大模型经济发展的核心条件，使其本身已经脆弱的经济体系在大模型环境下更是凸显了其技术、市场和文化主权的高度风险。作为超级大国之一，一方面，中国拥有强大的科研能力和雄厚的资金支持，能够在大模型底层技术和应用开发上保持领先；另一方面，庞大的内部市场可以为大模型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大模型经济的快速扩张和迭代创新。因此，发展大模型经济时既要保证自身主权不受侵犯，又要逐步追求国际标准制定和大模型经济发展的全球影响力。这也注定了中国在大模型经济主权集成的过程需要不同主权要素背后的混合逻辑间再融合，形成了一种“嵌套式”混合逻辑，最终构成不同的主权集成状态。
关于经济系统的演进规律及其内在驱动机制，不同经济学家从差异化的视角进行系统分析，形成了诸如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等主流演化经济学说。尽管各种演化经济学流派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存在非常明显差异，但都建立在以“理性人”为假设的自由市场的基础上，国家仅在其中扮演经济“调节者”的作用。因此，在分析具有集成主权性质的大模型经济时，不能直接套用以往的经济演化框架，应当从多重制度逻辑的视角对不同的主权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理论推导，从而解构大模型经济演进过程中的主权集成状态。
古德里克和雷伊所提出的“制度逻辑集群”概念强调多重制度逻辑及其形成的不同组合模式如何推动特定实践的演变。在不同的阶段和时期，这些逻辑的相对重要性和主次地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因此，遵循大模型的客观发展规律，我们将大模型经济的演进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导入期、成长期、爆发期和成熟期，并且在爆发期和成熟期之间有一个明显的裂谷（图2）。阶段之间的演进和跨越主要依赖于作为基础性逻辑的三大逻辑彼此之间优先级的变化：（1）导入期的技术逻辑优先级最高，其核心是坚持“专家权威”的基本取向，并且蕴含着一种“技术决定论”的精神气质，强调通过极具创造性的技术突破解决一切发展难题；（2）成长期的市场逻辑优先级最高，强调资本力量在市场中的资源配置作用，核心目的是实现经济收益最大化；（3）爆发期的社群逻辑优先级最高，能否创造对社会整体有益的共享价值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最后，成熟期由上述三种逻辑融合而成的混合逻辑指导，是真正形成集成主权大模型经济的时期。
因此，大模型经济的演进过程就是背后制度逻辑之间的融合过程，解释了集成主权系统由冲突性集成转向竞争性集成的内在机制。表1总结了大模型经济的演进过程，接下来本文将分别从主权要素的集成状态、逻辑地位和场域状态三个维度进行详细阐述。
在大模型经济导入期，三种主权要素处于一个冲突性集成状态，不同主权之间相互割裂、界限明晰，且缺少有效的主权让渡机制。作为大模型经济的初始阶段，市场机制、法律体系和文化伦理规范等制度尚未建立，无论是市场逻辑还是社群逻辑都不足以占据该经济系统中的主导地位。技术逻辑并不拘泥于现有制度框架的约束，而是追求通过颠覆性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能够在大模型经济的演进过程中发挥引领制度变革的作用。因此，导入期的大模型经济中技术逻辑的优先级最高，市场逻辑和社群逻辑作为次要逻辑，与技术逻辑之间有冲突或补充关系。
市场逻辑是导入期中的次要逻辑，与技术逻辑之间的互动兼具互补性和冲突性，导致资本力量在推动主权集成的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导入期的大模型技术尚处于基础研发阶段，其未来发展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因此企业面临很强的融资约束，而金融资本是这一些企业的主要融资来源。另一方面，市场逻辑的核心目标是经济收益最大化，技术逻辑主要追求尖端科技领域中的创新突破；然而，由市场资源配置所决定的帕累托最优可能与技术逻辑的期望并不一致。最后，社群逻辑虽同样作为导入期的次要逻辑，但对技术逻辑提供了有效补充，并发挥着极其关键的“护栏”作用。与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相比，社群逻辑虽同样有着非常明显的目标属性，但在手段属性上更具通用性而缺乏专业性。然而，正是由于对专业途径的极致追求，使得遵循技术和市场逻辑的主体在发展技术主权的过程中，面临伦理缺失的潜在风险。尽管社群逻辑与之目标并不一致，但手段的通用性恰好强化了与其他逻辑之间的兼容性。最后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市场逻辑与社群逻辑之间有天然的目标冲突，且通常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这逐步降低了场域中的逻辑兼容性。
总之，大模型经济导入期中不同主权要素背后的制度逻辑之间的兼容性较低，更多体现为相互冲突的关系，形成了技术逻辑优先级最高的冲突性集成主权经济。
经历了导入期之后，作为集成主权“基石”的技术主权得以稳固，相应的大模型技术也已较为成熟。随后，大模型经济中不同主权要素背后的制度逻辑之间的相互关系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其过程中伴随着逻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吸收，逐渐形成市场逻辑优先级上升的共生性集成主权经济。由于新兴技术的研发过程耗费了大量的金融资本，要取得实质性的经济效益就需要与生产资本进行协同，并充分的利用两种资本之间的矛盾性互动和耦合关系。因此，市场逻辑的地位上升，技术逻辑则是转而与社群逻辑共同作为次要逻辑发挥补充的作用，集成主权的发展重心逐渐由技术主权向经济主权转换，大模型经济也随之进入成长期。在市场逻辑发挥最大的作用下，为实现财务回报最大化的金融资本将逐渐转化为生产资本，这一转变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市场发展路径，即大模型技术自身的商业化应用与赋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无论哪种路径，生产资本都能够最终靠市场机制聚集到具有商业化潜能的产业之中，加速大模型技术利用这些场景实现成果转化和应用落地。以DeepSeek为例，在发布R1模型之后，伴随着政府的大力推广和产业资本的引入，其通过提供垂直行业解决方案和产业赋能升级转型加速完成商业化场景的规模化落地和生态构建。
这一时期的社群逻辑仍然作为次要逻辑发挥着与导入期相似的“护栏”作用，防止市场逻辑下集成主权系统的资本过热风险。透过社群逻辑的视角，成长期阶段的大模型经济可能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源于大模型技术本身，例如用于大模型训练的数据充斥着大量偏见、误导和不健康的内容，而市场逻辑主导下的商业化行为并不会主动规避这些技术。另一方面，在美国哲学家香农·瓦勒看来，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并非技术，而是创造技术的人类。也就是说，人类对大模型技术的看法在观念上有一定的问题，尤其是人类怎么样看待大模型对自身主体性地位的影响。然而，由于社群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的天然冲突，以及市场逻辑在这一阶段中的主导地位，社群逻辑的上述作用将被削弱。
对技术逻辑在成长期的理解需要考虑到制度逻辑的历史权变性。与前一时期相比，技术逻辑的优先级下降，导致所处场域的制度结构存在很明显变化，技术逻辑的内涵也随之改变。在市场逻辑优先的集成主权系统中，技术逻辑不能单纯地追求技术本身的突破，而是需要结合不同的技术特性以进一步考虑其商业经济价值。已有研究表明，通过对本质属性的再解释并与主导逻辑的目标保持一致，次要逻辑能够巩固自身的合法性地位。例如，遵循市场逻辑的企业最初并不理会外界的社会责任要求，但随着社群逻辑在制度环境中地位的提升，这一些企业担心社会责任缺失对其声誉产生负面影响，最后导致其经济绩效的降低。因此在成长期，技术逻辑需要选择性地吸收市场逻辑的目标，例如将商业模式设计流程纳入技术研发的设计阶段，以更加适应逻辑转变与新的制度场域。
综上，尽管市场逻辑与技术逻辑之间的兼容性得到逐步提升，但与社群逻辑之间的冲突关系仍较为显著，多重逻辑在场域中虽共存但并未形成协同关系，三种主要要素之间任旧存在清晰的界限。因此，成长期的大模型经济表现为由市场逻辑优先的共生性集成主权经济。
爆发期是大模型经济演进的第三阶段。成长期之后，大模型技术的商业模式已得到充分探索，有效商业化应用场景开始做大规模传播与复制。由于相应的社会伦理与社会规范的建立滞后于技术经济的发展，大模型发展背后所潜藏的社会风险将被无限放大，文化主权也因为这样变得岌岌可危。特别是，人类作为经济社会中的主要行动者，将被智能体进行部分甚至完全替代。在这一背景下，人类对大模型经济未来的恐惧将会超过对未来的憧憬，场域中市场逻辑的优先地位将让位于致力于人类集体利益的社群逻辑。因此，大模型经济爆发期社群逻辑的优先级上升，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共同作为次要逻辑发挥作用，并且在经过进一步的逻辑转换后，形成协同性的集成主权经济。尽管社群逻辑在前两个时期始终发挥着关键的“护栏”作用，但受限于次要逻辑的身份地位，并不能在根源上化解大模型技术及其商业化过程中所引起的社会风险问题。而在社群逻辑作为主导逻辑的场域中，能否创造对社会集体有益的共享价值，才是对大模型经济的核心评判标准。这种社群逻辑的强化不仅体现为对潜在技术风险与负面外部性的管控，也包括对大模型在塑造文化主权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系统性评估与约束。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组织、公共部门以及各类“利益相关者”逐渐形成共识，要求对大模型的应用边界、伦理规范、人才教育培训以及标准制定等进行更加严格且透明的治理。
鉴于社群逻辑在爆发期中的优先地位，技术逻辑与市场逻辑必须在不改变其基本逻辑原则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遵守社群逻辑的范式要求。第一，技术逻辑需要服从社群逻辑对安全性与可控性的核心诉求，防范大模型应用可能带来的伦理风险。一方面，社群逻辑要求对训练数据与模型决策做必要的可解释性与公平性审查，在算法设计与部署层面融入更具包容性与多样化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要求强化对个人隐私、社会安全与公共利益的保护，将也许会出现的技术失控风险限制在可控范围内。与此同时，技术逻辑在大模型的迭代过程中仍就保持着较高的专业性与创新性，只是其创新过程必须在社群逻辑设定的边界内展开，并进一步融合社会需求与文化精神。第二，社群逻辑的优先地位也引导市场逻辑的适度转变。虽然市场逻辑在成长期中扮演了推动经济主权快速提升的核心角色，但在爆发期，让渡部分权力给社群逻辑成为主权要素协同的关键。社群逻辑通过制度设计、公共舆论与道德规范等方式，对市场逻辑中也许会出现的短期逐利行为进行约束和引导，以防止资本过度逐利而忽视社会整体利益。例如，通过发布体现公共价值取向的行业准则，或要求在特定大模型应用中完成社会风险评估和道德审查，以平衡可能出现的市场垄断、资源过度集中等问题。这样一来，市场逻辑在动力机制上依然注重经济效益，但在行为边界上逐步接受并适应社群逻辑的要求，从而为社会集体利益让渡更多话语权。
总之，大模型经济爆发期在社群逻辑的优先下演进为协同性集成主权经济。通过进一步的逻辑转换与价值再定位，技术逻辑与市场逻辑得到整合并显现出较高的兼容度与灵活性，从而为成熟期在混合逻辑指导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集成主权经济做好了必要准备。经过此阶段的多重制度逻辑整合，大模型经济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社会认同与制度支持，向全面融合三大主权要素的最终形态迈进。
在经历了前三个阶段之后，大模型经济实现了对技术主权、经济主权与文化主权的依次构建与强化，逻辑之间的兼容度也在冲突与磨合中逐步的提升。至此，三大主权要素间的相对地位趋于平衡，已经具备了形成大模型经济内在要求的基本要素。但若仅停留在此阶段，仍没办法真正构建出本文所提出的“集成主权经济”形态，原因主要在于三种制度逻辑尚未实现深层次的融合，也未形成能够维系三大主权要素有机协同的混合逻辑。
因此，成熟期的核心任务，是在技术逻辑、市场逻辑与社群逻辑已经大体平衡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突破原有的制度边界，促使三大逻辑之间从“分立共存”迈向“内在融合”，从而形成具有整体性与系统性的新逻辑范式。具体而言，这一新范式必须同时满足以下要求：其一，多重逻辑在混合框架内保持“竞争性集成”。不同于爆发期的“协同性集成”，成熟期强调各逻辑在更高层次上的竞争与合作，通过相互制衡与动态博弈，实现对技术风险、资本膨胀和社会福利的综合管理与保障。其二，三大主权要素必须实现双向或多向的权力让渡。只有明确技术主权、经济主权以及文化主权之间的基本边界与互动规则，才能确保各主权要素既能得到一定效果保护，也能在更高层次上进行自由流动与融合。其三，需要针对大模型经济的独特属性设计新的制度安排，以承接并巩固混合逻辑的稳定运行。由于大模型经济在技术演进、要素配置和社会影响方面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现有经济运行规则往往难以完全适用或无法及时回应，也就更凸显了制度与政策创新的重要性。
“竞争性集成”意味着在同一个制度场域内，技术、市场和社会追求既有彼此协调的一面，又有相互促进乃至相互牵制的一面。市场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创新冲动能持续为大模型经济提供发展动能，而社群逻辑则在公正、包容、文化传承等方面提供持续纠偏与引导。当三种逻辑真正完成融合、自发形成“混合逻辑”之时，也标志着大模型经济对各类资源、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的综合驾驭能力大幅度的提高。届时，技术迭代与商业拓展将不再单纯地追究“盈利快”或“领先一步”，而是更多考虑对社会效益和文化安全的协同；资本的投资与扩张也会因社群逻辑的制度化力量而保持理性并兼顾公共利益；社会组织和公共部门更能借助技术方法及市场资源来提升社会整体效能与文化自信，三大主权要素因此得以在全新的制度生态中相互支撑并动态平衡。
总之，成熟期是大模型经济真正走向“集成主权”形态的关键阶段。通过在前期不断累积的技术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经济活力与社会规范经验的基础上，构建能够同时容纳并激活三种制度逻辑内核的全新规则体系，才能形成混合逻辑指导下的竞争性集成主权经济。
在大模型集成主权经济演进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明显的裂谷在爆发期与成熟期之间。能否完成这“惊险的一跃”是决定经济范式能否最终走向由混合逻辑指导下的竞争性集成主权经济，其中的关键便是大模型的智能逻辑与其他基础性逻辑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边缘竞争向中心协调的转换。
不同于已有制度逻辑研究中的任何一种制度秩序所阐释的行为逻辑，智能逻辑是以大模型为基座的智能体（以下简称“智能体”）所独有的逻辑，是大模型自身自主性与可生成性的体现。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人类个体是完全理性的，后续的研究则逐渐放宽这种假设，开始强调人类的非完全理性行为。然而，智能体是一种完全通过物理元件运行的机器，其行为决策并不依赖于人类所具备的感性思维。如果不对智能体进行人为干预，那么其在目标设定与手段选择上将完全取决于既定算法所得出的绝对理性判断，符合由新古典经济学派所强调的完全理性人假设。这种符合完全理性人假设的行为逻辑是智能体独有的，因此能合理地将其视为智能体的逻辑“本体”。然而，大模型作为人类科技发展的产物，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类。在人为干预下，智能体的行为能被设定为遵循不同的制度逻辑，即通过相应类型的手段解决特定的目标。例如，通过人为进行的正确程序设定，可以让智能体担任某基金的管理者并遵循金融逻辑，使其以年收益率最大化为目标进行金融投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智能体的完全理性思维使其保留了独有的逻辑“本体”，同时又在人类的操控下遵循“本体”逻辑之外的制度逻辑（如金融逻辑），所以大模型的智能逻辑具有成为其他任何制度逻辑的逻辑“分身”的独特能力。因此，在大模型经济系统的制度场域中，智能逻辑将以逻辑“本体”和逻辑“分身”两种形式同时存在。
智能逻辑的两种存在形式也带来了以“人机协作”为本质的大模型经济中智能体的角色定位之争。“工具”，抑或是“伙伴（行动主体）”争论的深层次动因是作为工具性逻辑的智能逻辑随着大模型技术持续不断的发展跃升过程中对传统以人为主体的制度逻辑的挑战与系统性重构。在大模型集成主权经济的演进过程中，国家逻辑对智能逻辑的吸纳，在推动经济转向为更智能、高效和创新的范式上形成了相互兼容。但受制于大模型技术自身的局限性和人机协作商业模式确立过程中的不断试错，在演进的前三个阶段中，智能逻辑始终只能在边缘位置同以人为主体的多重制度逻辑进行竞争，并有限地发挥它对于价值序列重构、权力结构调整等的影响。最终，智能逻辑角色的转变发生在技术和人机协作模式的同时完善。作为工具性逻辑的智能逻辑不再局限于边缘发挥作用，而是成为有效的抓手在成熟期的竞争性集成主权经济系统中走向中心，帮助三大主权要素背后的制度逻辑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混合逻辑。
为进一步分析大模型的智能逻辑在竞争性集成主权经济中的作用，同时也考虑到多重制度逻辑在场域中的时空演变顺序，应当首先探讨智能逻辑缺位情况下的多重逻辑状态及其相互关系。学界一致认为，市场逻辑与社群逻辑之间在目标和手段上均存在非常明显差异，因此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一些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解释了这种不同逻辑之间的对抗过程。例如，Greve和Man Zhang认为，遵循共同逻辑的组织成员会在内部形成联盟，并通过获取组织外部遵循相同逻辑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来巩固联盟的权力和地位，以对抗那些由不同逻辑主导的组织成员所构成的联盟。Waeger和Weber也从开放政体视角提出了类似观点，认为由不同逻辑主导的组织成员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团体。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将组织及其内部团体视为具有正式或非正式权力的政治团体，而非简单的利益联盟。这些研究有一个明显的共识，即不同逻辑虽然长期共存于场域之中，但逻辑之间的界限始终存在且难以跨越。一般而言，不同逻辑之间的兼容性越低，这种界限也就越清晰。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在不考虑外部外因的情况下，兼容性越低则越不利于逻辑之间的融合，也因此难以形成新的混合逻辑。
相反，不同逻辑之间的兼容性越高，这种逻辑之间的界限就越模糊。在外部外因的干扰下，不同逻辑之间的边界能够在清晰与模糊之间相互转化。例如，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及以前，救治伤病的职责很大一部分由教会的牧师承担，而痊愈的病人最终也会归功于圣徒或教会的神绩。也就是说，该时期欧洲的制度环境中，宗教逻辑与（医学）专业逻辑之间具有较高程度的兼容性及融合程度，场域中两种逻辑之间由较为模糊的界限所划分。但有关中世纪瘟疫的历史事件公开揭露了宗教在处理卫生问题上的无能，败坏了宗教的名声。这使得医学与宗教隔离开来，从而创造了机会把医学转置到新的制度空间——专业当中，使其立足于科学和大学而非教会。上述事实不仅反映出在外部冲击的作用下，宗教逻辑与（医学）专业逻辑之间的界限由模糊向清晰的转变，也反映出（医学）专业逻辑与科学逻辑之间的界限由清晰向模糊的转变。
当大模型的智能逻辑成功嵌入经济系统的制度场域时，将与不同主权要素背后的三种制度逻辑相互融合并形成新的混合逻辑，也标志着竞争性集成主权经济的真正形成。其中，多重制度逻辑之间是相互竞争而不是相互冲突的关系，这得益于智能逻辑在场域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智能逻辑的“本体”将作为“智能大脑”存在于整个混合逻辑的中心区域，并利用其绝对理性的思维优势发挥平衡其余三种制度逻辑的调节作用；而智能逻辑的“分身”将随时听从其“本体”的调配，根据自身的需求而随时改变自身的逻辑形态。因此，为维持作为混合逻辑的内部平衡状态，智能逻辑的“分身”既可能被复制为三种制度逻辑中的任何一种，以直接改变多重逻辑的中心性程度（即逻辑之间的相对地位），也可能被复制为其他任何制度逻辑并产生间接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智能逻辑的嵌入使得三种制度逻辑之间的界限由清晰转变为模糊，从而为不同逻辑之间的融合与混合逻辑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基于上述分析，竞争性集成主权经济形成的重点是能否将大模型的智能逻辑成功嵌入经济系统所处的场域之中，在这之前，大模型经济则需要完成智能逻辑角色和地位转型这一“惊险的一跃”。
智能革命和逆全球化两大趋势的交织影响是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显著特征。前者以大模型技术引发的创新浪潮为代表，正加速催化新一代产业革命，并带动经济范式的转换。后者以大国博弈和对抗竞争为主旋律，显著改变了传统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时代背景，促使各主权国家在经济、科技、安全等多重维度上重新评估自身定位与战略选择，加剧了国家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这两大趋势相互交织，促使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基石。在此背景下，大模型集成主权经济的概念应运而生，被视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维护国家主权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战略抉择。其本质是一种主权“经济化”的过程，即通过对技术、经济与文化主权的重构与融合，形成以国家逻辑为引领、智能逻辑为驱动的多逻辑集成体系。国家逻辑确立方向，技术、市场与社群逻辑提供支撑，而智能逻辑作为新兴工具性逻辑，在竞争性集成主权经济中实现逻辑的跨越与融合，推动制度体系的重组与文明形态的跃迁。这一演进过程能够最终靠重塑政策体系提升中国的混合治理能力来应对集成过程中不同主权主导逻辑之间的冲突，并整体发挥集成带来的效率优势和竞争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实现经济赶超。这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前沿性和战略性的工程，意味着需要发挥政府的统筹链接作用，推动政策体系的全方位协同、全面性革新与全方位支撑。
第一，设立大模型经济国家创业资本，引导技术主权向经济主权的让渡。将大模型技术优势转化为经济主权，需要完整的产业链、生态系统与产业政策支撑。传统金融资本的逐利性易导致短期繁荣与长期泡沫，而国家创业资本则兼具“耐心资本”与战略导向功能。通过国家主导的资本配置与产业协同，可促进政府与企业、金融与产业、上下游链条的深层次地融合，形成良性循环的产业生态，最终在国际竞争中形成集体合力。
第二，构建大模型经济的全球叙事，促进经济主权维护文化主权。在全球权力与文化传播格局重塑的背景下，西方主导模型的算法偏倚与数据攫取加剧了“数字殖民”风险。中国需通过制定主权化的数据标准与跨境流通规则，打造反映中国理念与现实的叙事体系。政府应联合学界与产业界，构建具备国际影响力的话语系统，以技术自主支撑文化自信，稳固主权底座并塑造负责任的全球AI形象。
第三，成立大模型经济的跨部门伦理审查委员会，防止技术主权侵害文化主权。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成立由伦理专家、行业代表和公众组成的大模型经济伦理委员会，制定设计、开发与部署的伦理标准。通过定期审查与责任追踪，确保技术创新在伦理框架内运行，维护社会信任与文化主权安全，营造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社会氛围。
第四，积极倡导并推动国际大模型经济合作组织成立，共筑国际竞争与合作新范式。面对日益白热化的全球科学技术竞争，中国应主动推动国际大模型经济合作组织的成立，以引领技术标准、伦理规范和安全机制的国际共识。该组织可促进各国公平竞争与监管协作，防止技术垄断与主权渗透，为全球大模型经济的繁荣提供稳定框架。
作为大模型时代的起点，大模型经济既代表了传统制度体系的系统性重构，也标志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彻底颠覆。这一革命性跃迁说明人类与智能体的互动正在重构了文明演进的基本单元，价值创造从“劳动—资本”的物理交互逐步转向“人工创意—人机协同—AI主导”的智能跃迁。在此进程中，传统工业时代和互联网社会的制度逻辑被彻底解构，大模型时代的新的社会和文明规则初露端倪。人类文明在底层逻辑范式转移的新背景下正面临一个终极考问：如何在智能涌现的大模型时代重建价值锚点和重构文明伦理？这既是旧秩序坍塌时的历史回响，更是新文明胚胎破壳前的阵痛序曲。